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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1937年3月，上海的春意还没来得及在黄浦江畔扎根，国共两党关于红军改编的谈判就先在南京的办公桌上扎了根——死活拔不动的那种。

    此时的华夏，正处在一种极其诡秘的平衡中。西安事变后，大家都知道要打仗，大家都知道要合作，但大家更清楚：谁手里的枪多，谁改编后的编制大，谁将来在抗日战场上说话的底气就足。

    而在这场全民族的利益大博弈中，我们的李宇轩军长，正面临着他职业生涯以来最大的“信誉危机”。

    “司令，张大炮那帮西北汉子又在营房门口‘磨刀’了。”胡琏推开门，神色复杂，“他们倒是没闹事，就是每人搬块磨刀石，坐在那儿一边磨大砍刀，一边直勾勾地盯着咱们一师的德械步枪看。那眼神，跟饿了半年的狼看见肥羊没区别。”

    李宇轩放下手里的账本，揉了揉发胀的太阳穴。那十万西北军被他用“羊肉泡馍”和“铺位分红”忽悠了一个月，现在终于回过神来了。羊肉虽然香，但上了战场不能拿羊蹄子去磕日本人的王八盖子啊！

    “妈的，校长指望不上，何应钦想掐死我，看来只能去找陈辞修了。”李宇轩猛地起身，披上军大衣，“备车，去南京！老子去要账！”

    南京，军政部办公大楼。

    陈诚最近头发掉得厉害。作为校长最信任的心腹，他不仅要处理红军改编的繁琐细节，还要应付各路军阀讨要编制的口水仗。

    正当他对着一份经费申请单发愁时，办公室的大门被人一脚踹开了。

    “辞修老哥！想死老弟了！”

    陈诚抬头一看，差点没把手里的派克笔甩出去。只见李宇轩穿着那身皱巴巴的中将军服，一脸“我是来讨债”的狰狞笑容，大步流星地走了进来。

    “景诚？你不在上海盯着你那几座‘大坟’，跑南京来干什么？”陈诚没好气地放下笔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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