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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九月的上海，风是热的，热得不讲道理。

    黄浦江上飘着一层湿气，像谁把一锅没熬开的汤端到了城里，倒也不倒干净，就这么悬着。人走在路上，衣服贴在背上，连骂人都懒得张嘴。

    但城外不一样，城外在挖。

    从吴淞口往里，一路是土。沙袋一袋一袋往上码，木桩一排一排往下打，铁丝网拉得像蜘蛛发了疯。有人说这是防御工事，有人说这是给上海套了个壳，还有人说这是给钱找了个去处。

    反正每天都在干活。

    干活就要吃饭，吃饭就要交钱。

    交钱的理由也越来越讲究——从“炉灶税”到“工事协助费”，名字换了，钱没少。

    南京路那三万册小蓝书还没发完，新一批已经印出来了。封面换了，字更大，纸更厚，看起来更像一本正经的东西。

    城里的人慢慢学会了一件事：话要说，但要换个说法。

    于是有人站在弄堂口，摇着蒲扇，说：“这几年好啊，路都修直了。”

    旁边的人接一句：“是啊，钱也走得更直了。”

    两个人都笑，笑完各自回屋。风就是这么起来的。它不大，但哪儿都有。

    从上海吹到苏州，从苏州吹到南京，再从南京绕一圈，居然还吹回上海。外头的人开始议论，说上海在搞新花样——有的说好，有的说坏，有的说看不懂。

    看不懂的人最多。

    九月中旬，大队长来了。

    不是大张旗鼓那种来，是说来就来了。前一天晚上南京还在开会，第二天人已经在火车上。消息比他慢半拍，等上海这边知道的时候，人已经下了车。

    李宇轩是第二个知道的。

    第一个是戴笠。

    戴笠没打电话，他亲自过来，站在门口，说了一句：“校长来了。”

    李宇轩当时正在看账，不是看钱，是看“名目”。

    他最近迷上了这个东西。钱多少不重要，关键是怎么写。写得好，一块钱能像十块。写不好，十块钱看着像偷的。

    听见这句话，他把笔放下，问了一句：“哪？”

    “站台。”

    “带谁？”

    “没带。”

    这就麻烦了。

    没带人，比带一堆人还麻烦。

    李宇轩站起来，理了理衣服，走到镜子前看了一眼自己。镜子里那张脸有点瘦了，但还撑得住场面。

    “走。”

    他说。

    站台上人不多，清出来一片。几辆车停着，车门开着，像几张张开的嘴。

    大队长从车上下来，没戴军帽，穿的是常服，步子不快。

    他看了一眼四周。

    没说话。

    李宇轩上前两步，立正。

    “校长。”

    大队长点了点头。

    “热。”

    他说。

    “是。”

    “风大。”

    “是。”

    “风从哪来？”

    这句问得不大，但有点意思。

    李宇轩顿了一下，说：“海上。”

    大队长看了他一眼，没说对，也没说不对，“走走。”

    一行人没坐车，直接上街。

    先去的是南京路，路中间那块地方还在用，今天没发书，改成了讲“工事的重要性”。人照样站着，讲的人换了一批，声音比喇叭还大。

    大队长站在路边，看了一会儿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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