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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到了宋神宗时，又进行了改制，改为了一贯和五百文两种。发行额也有限制，规定分界发行，每界三年（实足二年），界满兑换新交子。只是到了后来，因供应军需朝廷进行了超额发行，使得交子严重贬值。到赵佶上台后便停止了发行，改用“钱引”。

    “钱引”是另一种形势上的交子，是在赵佶大观元年发行，“钱引”与“交子”的最大区别便是它以“缗”为单位。当然，“钱引”的纸张、印刷、图画和印鉴也很精良，但“钱引”不置钞本，不许兑换，可随意增发，到了目前，纸券价值已经大跌，一缗连五百文也不到了。

    这就是高峰欲舍“交子”，或者“钱引”，而另外发行钱钞的主要原因，事实上，把它称作钱钞并不科学，叫做存折或者支票也许更合理。它只具备兑换的功能，不具备货币流通功能，所以能很好的屏蔽一些人为的事情。

    这样做的好处还有几点，一是增加官府的信用度。不再使用那种愚民、骗民、剥削民的小伎俩，令人们对官府产生信任感。

    二是这确实是一项便民的举措。人们把铜钱存入银行，既避免了在家中存放的风险，也减少了出门携带大量钱币的不方便，更有甚者还可以收获一些利息，因而深受人们的喜爱。

    三是为当地储备了大量现钱。当地要发展，官办厂坊或各商家、作坊在手头不宽裕的情况下，只要有一定的抵押物或担保人，就可在银行贷款，从而实施发展大计，这就是让钱流通起来的好办法。

    当然，后面高峰还会实施一些调整利率、发行债券、调控市场等等行为，不过那得等条件成熟时再进行。

    第二项举措便是建立邮政。

    信息传递，一直是人类产生以来就需要解决的问题。中国古代确实注重信息的传递。从春秋战国时的烽火传军情到后来驿站，都是传递信息的重要途径。

    只是这些途径再好，也只是官府自身的信息传递，与百姓和民众的通信无关。

    普通百姓想要互通音讯，只能遣人远道传书，或托行商携带，非常不便。这种情况实际上一直到明朝永乐年间才有所好转，那时出现了一种专门为民间传递信件的组织——民信局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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